王晶展示发掘出的簋器上的铭文                                     ■记者 周宇杰/摄

        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曾出土堇鼎、伯矩鬲的西周墓葬的重启工作引人注目，两件簋器相隔40余年先后被发掘，揭开一段长达3000年的“乌龙事件”……12月7日，记者来到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现场，跟随考古现场负责人王晶脚步，揭开“古墓”谜团。

        “此次我们共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文物100余件。”王晶介绍，其中，对M1901（原IIM253）与M1903（原IIM251）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了再次发掘。

        利用新技术进行精细化发掘

        “我们发现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位工匠制作，但是两件簋的盖、身铭文似乎混淆了，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当初下葬时，两件文物‘盖’错了。”王晶表示，解开这个一错3000年的误会对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本次考古工作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发掘。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

        “此次我们在考古工作中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该方法是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1/2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考古工作中，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材料。

        M1903号墓也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识者有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医生”手术修复文物

        现场的长桌上，已完成修复的青铜面具、兵器等整齐摆放着，这些看起来完好的千年文物都是经过琉璃河遗址文物保护负责人盛崇珊的手，一一清洗、修护直至还原。文物出土后清洗修护是“慢工出细活”的工作，一个小小青铜面具，盛崇珊需要花费两到三天才能清洗完成。

        盛崇珊的工作台上，摆放着一排化学试剂，它们在文物清洗修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拿我手中的青铜碎片为例，如果有工具难以清除的锈蚀，我们会使用化学试剂进行清洗，而且化学试剂还起着文物清洗前的‘体检’工作，我们可以使用化学试剂检测文物表面和周围泥土中是否含有氯离子，因为氯离子对于铜器来说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锈蚀现象，如果文物表面或者缝隙中含有氯离子，我们会将其全部去除，以免文物发生进一步锈蚀。”为了防止延缓铜器文物出土后的锈蚀，“文物医生”也会使用保护性化学试剂涂在器物表面形成“保护膜”，随后对磨损的器物进行拼接粘合，慢慢恢复文物原有模样。

        “文物医生”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工作，针对不同材质遗物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实验室进行考古和保护修复。

        地理信息系统赋能考古工作

        自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北京答卷”。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馆院原院长单霁翔认为，琉璃河考古的成果，有利于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燕国，有利于揭示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渊源，有利于体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将加快推动房山区文旅融合，对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起到强大的考古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