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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的愈演愈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产业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把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选择适应性的实施路径，加快韧性、绿色、持续增长的数字化建设，释放数字化转型在推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核心作用，高效助力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落地，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大课题。近日，针对这些问题，专访了思爱普中国高级副总裁、能源与资源行业总经理王前。

        数字化转型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落地关键

        问：“疫情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催化剂，加速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和智慧化转型”，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您认为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王前：疫情是危，也是机。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全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疫情，给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也提升了社会各界对数字化的关注度和认识。尤其是，企业数字化领域表现出的明显差距和不足，让业界普遍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和必须性，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进程。

        疫情发生以来，领先企业依托数字技术，不仅在疫情期间更具韧性，疫情常态化阶段的业绩表现也更加突出。根据BCG最新的研究，在过去四次全球性经济下滑时期，都有平均14%的企业依托领先科技，实现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而数字技术被认为是企业走出此次危机的关键驱动力，其在产业领域的深度应用将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不难看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实现经济韧性、绿色、持续增长的兼容并蓄，这与我国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手段不谋而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正是强调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有力保障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落地。

        供给端的突破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来源

        问：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大格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前：本质上，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概念的提出，其目的正是要从供给侧发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对内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外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均来自于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例如，200年前人们对一匹更快的马的总需求有限，但汽车的出现创造了交通运输需求的指数级增长。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人们对此类电子产品的需求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点和基础，仍在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新的供给和新的需求，其关键手段显然就是产业数字化转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根据PwC咨询的分析，到2030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群，在产业数字化领域，就能为中国经济带来7万亿美元的GDP增量，占到全球新增量的一半左右。可想而知，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的规模化经济增长，将成为保持和稳定高质量增长的关键。中国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发展趋势，疫情期间出台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为数字经济提供创新发展的种子和动能，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向产业数字化转型阶段跨越。

        创新思维和全球思维是央企把握历史机遇的关键

        问：面对历史使命和重大机遇，中央企业具有怎样的优势，应该如何更好的拥抱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

        王前：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具备整合产业资源，牵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普惠化推动传统产业创新转型的条件，也承担着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历史责任。面对新一轮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如何从产业链创新升级的高度推动央企的数字化系统建设，如何从全球产业重塑的深度释放数字化对央企的战略价值，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建议中央企业重点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借力“十四五”，做好数字化建设顶层设计。根据测算，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物流服务业成本降低34.2%，营收增加33.6%。中央企业需要从战略层面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和枢纽作用，推动中央企业在组织形态、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等领域的持续创新。二是强化创新思维，把握国内高质量发展契机。数字技术的成熟为企业发展提供普惠、经济的创新基础，中央企业应充分把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用创新思维推动自身及行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智能服务驱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高效落实“国内大循环”的历史使命。三是强化全球思维，把握全球产业重塑的机遇。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内-国际要素需要形成良性互通，中央企业正处于以开放促改革的桥头堡，可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合作创新网络，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效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促互进。

        事实上，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升级，一是以化工能源为基础建立起完整的制造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二是以高效运输网络为基础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实现了从小到大的质变。现在正进入到新基建赋能产业变革的新阶段，能否以新基建尤其是数字基建作为新动能的底座，用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转型，以全球思维把握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战略追赶期，重构创新大时代，意义深远。

        政策引导与市场化路径的结合将加速转型进程

        问：我国企业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是否有发展路径上的不同？

        王前：与国外相比，中国在推动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具有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各项举措，是在全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整体相对成熟的基础上，自下而上沿着市场化发展的路径，是一种产业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但工业化起步晚，发展水平差异性高。我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的背景下，遇到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急需以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手段，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跨越式发展。

        因此，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政策主导下的路径。例如，在政府的鼓励下，众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平台数量已经超过600多个。仅在中国，在近几年内涌现出500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急需培育自下而上，市场化、商业化发展的生态和力量，以更加集约化的路径推动更好发展，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政策的推出，无疑将有力加速这一进程。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以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是妥善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把握新时期机遇的客观要求和最佳选择。中央企业唯有加快数字化转型，更好联通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循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和持续的发展，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

 据《国资报告》